现极大的危机了。上
不知
是哪一个机构
决定，劝说盲
到北京来的人回自己的原地区，原单位去，在那里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北大的军宣队也接受了这一项任务。东语系当然也分工负一
分责，到校外外地人住得最多的地方去说服。我们在军宣队的带领下，先到离学校最近的西颐宾馆去劝说。那些尝到甜的外地人哪里会自动离开呢？于是劝说，辩论，有时候甚至有极其激烈的辩论。
得我
燥，还要忍气吞声。终于取得了一些成果，外地人渐渐离开这里，打回府了。从西颐宾馆转移到稍稍远一
的国家气象局。在这里仍然劝说，辩论，展开激烈的辩论，一切同在西颐宾馆差不多。但是，我在这里却大开了
界。首先是这里的大字报真有
平。大字报我已经看了成千累万，看来看去，觉得都非常一般化，我的神经已经麻木，再也
不到什么新鲜味了。这里的大字报，大标语却真是准确、鲜明、生动。那些一般化的大字报当然也有。可也有异军突起、石破天惊的，比如“切碎某某某”、“油炸某某某”等等。“油炸”这个词儿多么生动有力！令人看了永世难忘。难这也是同我在本书开时讲的那样从
曹地府里学来的吗？最难忘的一件事情就是，我亲目睹了一次批斗走资派的会。一辆小轿车慢慢地开了过来。车门开
，一个西装（或者是
级
料制服）笔
的走资派—大概是局长之类—从车上走了下来，小心翼翼地从车的后座上取来一
纸帽
，五颜六
，奇形怪状，
到了自己上。上面挂满了累累垂垂的小玩意儿，其中特别惹人注目的是一个小王八，随着主人的步伐，在空中摇摆着。他走
了会场，立即涌起了一阵号声，山呼海啸，震天动地。接着是发言批判。所有的仪式都行完毕了以后，走资派是幼稚的，但是诚实的，确实没有存在着什么个人考虑，个人打算。专就个人来讲，我同陆平相
关系颇为
洽，他对我有恩而无怨。但是，我一时胡涂蒙了心，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前途，我必须置个人恩怨于度外，起来反对他。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的思想。后来中央面召开了国际饭店会议，为陆平平反，号召全校大团结，对反对过陆平的人，连一
毫也没有碰。我经过反思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，了自我批评。到了一九六五年的
秋，我就到了京郊南村，参加农村的社教运动。但是，正如俗话所说的，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。我快活得太早了，太过分了。革命小将，当然也有一些中将，好像并不领情。新被
，只要他们盖上几夜，总被得面目全非，棉
绽了来，被面被撕破。回再看脸盆，更让人气短。用了才不过几天，盆上已经是疮痍满目，惨不忍睹。最初我真是自内心地毕恭毕敬地招待这些“客人”然而“客人”竟是这样，我的上仿佛狠狠地给人打了一
掌，心里酸甜苦辣，简直说不是什么味了。北京大学本来就是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发源地。到了此时，更成了革命圣地。每天通过大串联到燕园来朝圣的，比“文化大革命”初起时，更多了不知多少倍。来的这一批人据说是什么人的客人。不但来看，而且还要来住，来吃。北大人怎敢怠慢！各系都竭诚招待，分工负责一座住满了“客人”的楼。我自己既然被恩准呆在临界线的这一边，为了
恩图报，表示自己的忠诚，更加振奋
神，昼夜值班。“客人”没有棉被，我同系里的其他人，从家里抱去棉被。每天推着车，为“客人”打开。我看到“客人”缺少脸盆，便自己掏腰包，一买就是二十个。看着崭新的脸盆，自己心里乐得开了。此时，全国革命大串联已经开始。反正坐火车不
钱。于是全国各地的各类人
，都打着“革命”的旗，到旅游。所有的车站上都是人山人海。只要有劲，再耍上一野蛮，就能从车窗里爬过人墙，爬车厢，走到愿意到的地方去。上面有人号召说，这就是革命，这就是燃火炬。结果全国一团混
，到天翻地覆。有人说，这叫“了敌人”一派胡言语，骇人听闻。是自己起来了。如果真有敌人的话，他们只会弹冠相庆。我觉悟低，对于这一
都信不疑。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正如我在上面已经谈过的那样，我经过了首次冲击，比较顺利地度过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个阶段。后来军宣队
了校，东语系队伍重新组合。我曾经是反过陆平的人，
理说也应该归
“革命”队伍内；但是，据说我向陆平投降了，阶级立场不稳，必须排除在外。那几个在国际饭店
持立场，决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的人，此时成了真正的英雄。有的当了东语系革命委员会的，有的甚至晋升到校革命委员会中，当了领导。我对此并无意见。但是，我仍然关心自己的地位。一位同我比较要好的革命小将偷偷告诉我。他看到军宣队的内文件，我是被排在“临界线”上的人。什么叫“临界线”呢？意思就是，我被排在敌我矛盾与人民内矛盾中间那一条界线的人民这一边。再往前走一步，就堕敌我矛盾了。我心里又惊又喜。惊的是自己的境真是危险呀。喜的是，我现在就像是站在泰山上
界那一条白线这一边，向前走上一寸，就堕万丈悬崖下的黑龙潭中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