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是从什么时候起，又是
据什么法令，所有的党员（四人帮等当然除外）都失去了组织。现在每一个党员都要经过一定的手续，好像是要经过群众讨论和领导批准，才能恢复组织生活。这当然是一件大事。东语系大概是经过军工宣队的讨论（那一位非党的工宣队员当然会参加的），决定从全系党员中挑选
一个，当
标兵，演一恢复组织生活的开场戏，期在一举通过，
到成功，为以后的人树立一个榜样。这样一个人选责任之大可以想见。用什么标准来挑选呢？首先要
好，其次要党
。
此二标准者，庶乎近之。大概是经过了周详的考虑，谨慎的筛选，我上面提到的那一位烈属兼贫下中农的姓的党员中了标，他是我作为系主任兼导师
心选择留下当我的助教和接班人的。现在，我成了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”这正好成了他的党的试金石。备这两个条件，又有这样“亮相”的机会的，东语系并无第二人。谁敢说这不是天生的“佳选”呢？我算不算是“完全解放”了呢？
我恢复组织生活的故事结束了。
时序推移，不知经过了多长的时间，北京大学恢复党组织生活的工作已经要结束了。剩下的大概还只有两三个人了，我是其中之一。写一个榜的话，我不是孙山，就是还在孙山之下，俗话说“名落孙山”了。
人到齐了，时间到了。主席宣布开会。他先说明了开会的目的和
法，然后就让这位选中的标兵发言，或讲话，或“检讨”反正是一个意思。这位标兵站起来，走到前面，威仪俨然，义形于
，开始说话。说话的中心主题是：不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金童玉女。这里要解释一句：金童玉女是旧社会殡时扎的殉葬的纸人。所谓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”谁一听都知指的就是我。此时，我恍然大悟：原来今天这一戏是针对着我来的。我有
吃惊，但又不太吃惊—惯了。只听我这位前“
足”前“接班人”怒气冲冲地控拆起来，表情严肃，声调激昂，诉说自己中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糖衣炮弹，中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毒，在生活上追求享受，等等，等等。说到自己几乎要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时，简直是声泪俱下。他用手指着桌
上陈列的东西，意思是说，这些东西就是无可辩驳的证据。于是怒从心上起，顺手拿起了桌上摆的那一摞讲义—原来是梵文讲义—，三下五除二，用两手撕了个粉碎，碎纸片蝴蝶般地飞落到地上。我心里想：下一个被撕的应该
到那漂亮的
料西服
或者收音机了！想时迟，那时快，他竟戛然而止，没有再伸手去，料西装和收音机安全地躺在原地，依旧闪了
丽的光彩。我吃了一惊，恐怕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。这个撕东西的行动，应该是今天大会的xdx
，应该得到满屋的掌声。然而这些全落了空。我哭笑不得，全
与会者大概也是哭笑不得。全场是一片惊愕的寂静。大革命”好像
xdx已过，有要结束的样了。虽然说“
是了敌人”实际上主要是了自己，还是以不为好。现在是要拨恢复正常的秩序了。首先是要恢复党的组织。一个非党的工宣队员，居然主持党支
的工作，实在有太“那个”了。我的《
棚杂忆》也就算是写完了。忽然有一天，东语系的党组织找我谈话，我知
，这一下到我了。我此时早已调离了那个门房，参加印地语教研室的活动。系领导一个解放军的军官和总支书记告诉我，领导上决定不但发给我整个的工资，而且以前扣发的工资全补给。我当然非常
动。我决意把补发的工资全作为党费上缴给国家。东语系的一个非常正派的同志先递给我了一千五百元。我立即原封不动地
给了系总支。这位同志告诉我，还有四五千元以后给我。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，是否开过支
大会讨论我的恢复组织生活的问题。突然有一天，系里军宣队的
儿和系总支书记找我。总支书记问我：“你考虑过没有，自己的问题究竟何在？”我愕然不知所对。要说思想问题，我有不少的病。要说政治问题，我没有参加过国民党和任何反动组织，我只能说没有。但是，我一时很窘，半天没有说话。那个解放军颇为机灵，连忙用话岔开。结束了这一场不愉快的谈话。不久，总支的宣委或组委一个由中文系调来的
来找我，告诉我，支决议：恢复我的组织生活，但给我留党察看二年的
分。我
然大怒。由于我反对了那位一度统治北大的“女皇”我被诬陷，被迫害，被关押，被批斗；几乎把一条老命葬送上，临了仍然给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。世界上可还有公可讲！世界上可还有正义可说！这样的组织难还不令人寒心！，这位看到了我的表情，他脸上一下也严肃起来：“我们总支再讨论一下，行不行？”他说。说老实话，我已经失望到了极。我盼星星，盼月亮，盼着东天太
。太来了，却是这样一个太。我不想再在这个问题上伤脑
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已经足够了。如果我在支后面签上“同意”二字，那是绝对办不到的。如果我签上“不同意”三字，还有不知多少麻烦要找。我想来想去，告诉那位：“不必再开会了！”我提笔签上了“基本同意”四个字。我着重告诉他说：“你明白，‘基本’二字是什么意思！”继而又一想：“我
着留党察看二年的帽，我有什么资格把补发的工资上缴给国家呢？”结果预备上缴的那四五千块钱，我就自己留下。在散会后回三十五楼的路上，大家纷纷议论：为什么不撕可能最透
资产阶级享乐思想的西装，而偏偏撕很难说就是代表资产阶级思想的梵文讲义呢？我自己也想了很多。这一位表演家到北大来已经十年多了。当学生时对我温顺如绵羊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所作所为，我在上面已经说了一。那是远远不够的。他还有一些非常彩匪夷所思的表演。在一般政治表态的大标语上，
惯例从来没有人署名的。有之自北大始，北大有两个人是这样的，恰恰都在东语系，其中之一就是我说的这一位。这一个惊人的举动，在北大一时传为“”谈或者笑谈。在我第一次混迹“革命群众”中参加学习的小组会上，我曾对他坦率地提过意见，我说，他既不像一个烈属，也不像一个贫农。他大概为此事耿耿于怀。以后发生的这一些事情，难与此没有联系吗？我的“文化大革命”到此结束了。
这一幕闹剧以失败收场了。
记得有一天下午，我同东语系全系的留校师生被召到学一
堂里去开会，每人自带木板小凳。空
的堂里，饭桌被推到旁边去，腾来的空地上，摆满了小木板凳，我们就坐在上面。前面有几张大桌，上面摆了不少的东西。我仔细一瞧，有料衣服和，有收音机（当时收音机还不像今天这样多，算是珍贵稀有的东西），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。我跟在“革命群众”的后面，还摸不清是怎么一回事，没有闲心去一件件地仔细瞅。我只觉得，这颇像一个旧品展销义卖会。可是在这些东西旁边，有几本用很
糙的纸张油印成本的讲义，我最初还不知是什么讲义；也不知这样糙的为什么竟能同颇为漂亮的西装摆在一起。对所有的这一些，我都不知它们在今天第一个恢复党员组织生活的会上会起什么作用。我满腹疑团坐在那里，不知葫芦里究竟要卖什么药。这一幕闹剧以后东语系的党员是怎样逐渐恢复党组织生活的，因为与我基本无关，我没有去注意，今天更回忆不起来了。
我的恢复组织生活
“完全解放”这一节我只能写到这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