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向德国政府提出任何请求，只向对方提出几个条件。据说只有在这些条件下，旅客才能接受德国政府的协助：承认车厢的治外法权；上下车时不得检查护照和人员；按正常票价自付车费；不允许强令离车，也不允许擅自离车。罗姆贝尔格把这消息逐级上报，一直呈送到鲁登道夫手里，毫无疑问得到了他的赞同。虽然在鲁登道夫的回忆录中，找不到有关此事的任何记载，但是这却是他一生中所的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要决定。在某些条款上德国公使还想作一番讨价还价，因为列宁故意协议书写得模棱两可，使得不仅人，还有同车的奥地利人拉德克也可以免受检查。但是德国政府也像列宁一样感到时间的紧迫。因为四月五日这一天美利坚合众国已经向德国宣战了。

就这样，四月六日中午，弗里茨·普拉登接到了值得纪念的通知：“诸事按预期要求进行安排。”一九一七年四月九日下午两点半钟，一小群提着箱子、衣着寒酸的人，从车林格豪夫旅馆向苏黎世车站出发。这队人马总共只有二十人，其中还包括妇女和儿童。在男人中只有列宁、季诺维也夫和拉德克的名字日后为世人所知。他们在一起吃了顿简单的午饭，一起签署了一份文件，因为从《小巴黎人》报上的新闻报道中，他们了解到，临时政府蓄意把取道德国的旅行者当作叛国分子对待。他们用粗犷、欠流畅的大字体签名，宣称他们对此次旅行承担全部责任并接受所有的条件。他们沉静而坚决地准备好了这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旅程。

他们到达车站时并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。没有记者，没有拍照片。在瑞士没有人知道乌里扬诺夫先生，他戴着揉皱了的帽子，穿着旧上衣和笨重到可笑地步的矿工鞋（他把这双鞋一直穿到瑞典），夹杂在这一群提箱挎篮的男男女女之中，默默地、不引入注目地在车厢里找了一个座位。这群人看上去与南斯拉夫、小俄罗斯、罗马尼亚来的无数移民并无两样。这些移民在被送往法国海岸，从那里远渡重洋之前，常常在苏黎世坐在自己的木箱子上休息，几个钟头。瑞士工人党不赞成这次旅行，他们没有派代表送行，只来了几个人。为的是给故乡的人捎去一点食品和他们的问候，还有几个人想利用最后几分钟的时间劝阻列宁放弃这“胡闹的、罪恶的旅行’’。但是决心已下，三点十分列车员发出信号，接着列车滚滚地驶向德国边界哥特马丁根。三点十分，自这个时刻起，世界时钟的走法变了样。

被封闭的列车

世界大战中发射了几百万发毁灭性的炮弹。规模最大、威力最强、射程最远的发射物，是由工程师设计出来的。但是，在近代史上没有哪一发炮弹能像这趟列车那样射得遥远，而且一弹命中。这趟列车上载着本世纪最危险、最坚决的者，正从瑞士边境急驰过德国领土，要在彼得堡下车，然后就在那里把这个时代的旧秩序炸毁。

在哥特马丁根，这一车不寻常的发射物停在铁轨上，这是一节二等和三等的车厢，女人和孩子占了二等席位，男人们占三等席位。在地板上画了一道粉笔线，这就是人的领土和两个德官用的车厢之间的中立地带的分界线。这两个军官是来陪送这批有生命的烈性炸药的。列车平安地行驶了一夜。只在到达法兰克福时涌上来几个德国士兵，还有一些德国社会党人，他们听说者要从这里过境，试图服这批旅行者，但都被拒绝了。列宁明白，假如他在德国的领土上和德国人哪怕只说一句话，也会受到巨大的怀疑。在瑞典，他们受到热烈的欢迎。

他们扑向早餐桌，桌上的点心对他们说来简直像是难以置信的奇迹。到这时列宁才买了一双新鞋。换下了他那笨重的矿工鞋，他还买了几件衣服，终于到达国境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