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赶紧跑去叫政法股的人，一起撞进门去。一人已经被砍死在床上，另一人早跑了。茫茫冈古拉大荒原，跑一个人，假如他存心不想回头，也不顾及自己那个小命，你是绝对没法找得到他的。这桩杀人案至今没能破了。这也是自建场以来，少数几起没有能破得了的大案要案之一。从那以后，高福海下令，由场政法股发文，通令全场，凡是公共活动场所（含招待所）一律不准使用窗帘一类可能被“阶级敌人”利用来作案的“遮蔽物”

“但我算阶级敌人吗？”我笑着问当时满满当当挤在我房间里的那些小分队队员。他们也都笑了。虽然答案是明摆着的，他们心里也都明白，但却没一个人正面应声来回答我，只是把目光转向他们的马副队长。马桂花犹豫了一下，悄悄跟赵光说了句什么。赵光立即上管理员屋里给高福海打电话请示。十分钟后，赵光乐不滋滋地拿着两条雪白的床单，一溜小跑回来。队员们蜂拥上前，很快替我把这两块床单挂到了窗户子上。可以看得出，队员们非常愿意在我房间里多待些时候，非常愿意翻翻我的“书箱”（那是两只原先装运固本肥皂用的木板箱），摸摸我那把断了根弦的国产小提琴，轮着吹吹有两三个簧片已经在生锈的国光口琴，分析分析我那盆塑料花的制作“奥秘”——据说在北京上海知青来到之前，整个冈古拉都没一件塑料制品。还有两三位女队员，什么事也不做，就是跟蒜瓣儿似的相互挤靠在一个角落里，用一种特别好奇而又热烈专注的眼神地盯着我“看”我想她们无论是生理上，还是心理上，一定是都已经发育得很成熟了。在旷野上长大的她们，在许多方面从来都不知什么叫“自我掩蔽”她们这时候甚至都不会觉得，自己此时此刻的眼神已经有些发烫了。但，话又得说回来，她们同时又是羞怯的，或者不如说是“畏怯的”更准确。她们的这种羞怯也罢，畏怯也罢，同样也是天生的，出自本能的，完全无意识的。包括她们的队副马桂花，虽然她比她们在心理上要成熟得多，待人接物也更理智，但当时在我这个“陌生”的、还算是有教养的、特别是她认为已经得到她最崇敬的高场长认可的人面前，她也显得特别活跃，率性，说话的声音比平时高出八度，行为举止也比平时快了好几个节拍。（哦，你们要知道“陌生人”对她们有多大的吸引力。空旷的冈古拉高地上很少有陌生人来到。从小到大，她们很少能见到陌生人，更别说是陌生的男人，更别说是陌生的年轻男子。至于说到“教养问题”女孩总是喜欢有点教养，有点文化的男┳印—我当然是指大多数女孩而言。）

这时候，韩起科突然走了进来。脸色有点苍白。神色显得有点疲惫。显然，在我离开大屋以后，他和高福海一直也没闲着。很可能一直在商议刚才那个“神秘电话”的内容和应对方案，连晚饭还没来得及吃。

“好了好了，该让顾卓群同志休息了。”(请注意，他在小分队全体队员面前称呼我的是“顾卓群同志”而不是“顾校长”)韩起科一声令下，在场的小分队队员立即恢复了常态，立即放下手里的东西，立即站起，一点都不表示遗憾地(虽然心里都有无数的遗憾)立即向门外走去。值班长赵光再次在院子里整队，报数，向左转，向右转，起步走“嚓、嚓、嚓、嚓…”一行人渐渐浸入早已浓得抹不开的夜色之中。即便如此，还是有一两个女孩，在快要走出那极度昏黄的路灯光的光圈时，忍不住回过头来，留恋似的扫了我一眼。

韩起科也跟队伍一起走了。因为他还没吃晚饭，要去“随便找点东西填补一下。”但是，他马上就会回来的，因为，高场长还要他跟我说点儿事。

“啥事？”我忍不住地打探。

“嗯…”他犹豫了一下，敷衍道“也没啥特别了不得的事。待会儿再说吧。我现在实在太饿了。”然后，他又问我，要不要留一两个小分队队员下来陪我说说话。“或者让马副队长留下？”“不用不用。她这一天跟着我已经挺累的了，让她早点回去休息。”我忙回绝。

目送他（她）们渐渐隐去，我又在宽宽的廊檐下站了会儿。我不否认，有一瞬间我处在一种很有新意的兴奋之中。小分队队员们那一阵“众星捧月”般的相待，确实让我感到异常的自豪，舒服，充实和…满足。打小至今，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：几十个人同时向我“低头”、同时很乖地听我吆喝、由着我摆布——虽然，这几十人只不过是一些半大的“娃娃”但你要明白，这些娃娃都是“生喝狼奶，生吃牛羊肉”长大的。他们是冈古拉的实际控制者。我明白，暗自为有人向自己低头，围着自己转圈儿而兴奋，说明我这个人实际上也挺世俗，甚至也挺他妈的操蛋，但我还是挡不住要兴奋，挡不住地感到满足。况且，这一刻，周围又没别的人，高高的树影和浑厚的天穹是不会来责备我的“虚荣”和“轻浮”的，我何不稍稍放纵一下自己呢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