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了这毛病。妻子女儿因此都离开了他，职务也一路被抹，行政级别从十三级一直降到二十二级，人也从北京被贬到哈拉努里镇文化站来当了个普通干事。就这样，见了女人，还搞。他说他忍不住。最后他承认自己“有病”最后，上头没法子想了，下决心要开除他干部队伍。这时，高福海“趁机”把他“捞”了过去，放在自己身边，用得还挺顺手，打报告要提拔他当副场长。上头当然压着不批。你不批，是吧？嗨，我就这么用了。老爷子居然就在全场干部大会上宣布，朱某人“参加场领导班子工作”行使“副场长”职权。省农场管理总局的局长和党委书记亲自找他谈话。他矢口否认做过这样的宣布。总局的书记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道：“老高啊，干部的使用和任免是个原则性组织性都非常强的问题。你也是个老同志了。在这一点上，我想用不着我们对你再说什么了。朱的事情，要是真的没宣布过，那就算了。要是宣布过，还是应该妥善处理的为好。”高福海忙点点头，应道：“是。是。我肯定把这档子事妥善处理了。肯定。肯定。”但回到冈古拉，却一切照旧，依然让朱“行使”副场长职权“参加”场领导班子工作，只是告诉场机关的大小干部们，暂且别管朱叫“副场长”以后，他每年都向上打一个报告，向总局领导描述朱在冈古拉工作如何勤恳，踏实，为人如何自律，刻苦。三年后，总局终于同意高的请求，对朱下达了正式任命…

“其实也不能说高场长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主要是…”朱副场长沉吟着，对我说道：“主要是有些情况想提供给各级领导做参考。应该说，高福海同志本质上还是个好同志。他的主要问题，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样来概括，嗯…”也许是因为这个结论太难说出口了，一生受过那么多次处分，应该说，早已把荣辱得失看得很透很透了的他，居然在要说出自己对高福海的真实看法时，还吭吭巴巴地犹豫了这么一会儿，最后才说道：“主要问题…嗯…应该说，高场长…这段时间以├础我们…我们觉得他…他的精神有些不正常…”

什么？高福海的精神有些不正常？我先是干笑了一下，继而在确证了他们没跟我在胡乱开什么玩笑以后，我的心再次剧烈地跳动起来，身子也不由自主地一下挺直了。我甚至都有一点喘不过气来的感觉，只把声音压得低低的。说一句实话，如果这时跟我说这话的换成另一拨人，我想我会毫不犹豫地断定他们在搞“恶意攻击”最起码也会认为他们在“胡说八道”我会狠狠地批评他们一通。但是…但是，现在坐在我面前的却是一群在冈古拉担负着重要领导责任的人，而且此时他们的神情又都是那样的严肃和沉重。说话的朱副场长把话一说出口，他自己好像也被吓住了似的，哆嗦了一下，然后很机械地端起茶缸子喝了口水，本来还想多喝两口的，但端着茶缸子，居然就那么呆住了，探询般盯着我，看我对这话的反应。

“你们这么说，有什么理由？”为了让谈话能充分进行下去，我让自己尽量显得平静，从容，问。一种直觉告诉我，冈古拉确实出了大问题。这问题而且还远不是出在什么“退伍军人”身上。现在看来，如果不是高福海的神经出了问题，那眼前这几位的神经就一定出了什么问题。这倒要真的搞搞清楚。

“理由，的确很难说…”

“那我怎么跟上头去汇报？就说冈古拉领导班子里绝大多数同志都认为高福海同志神经不正常，但是，他们又说不出相应的理由来。我能这么去汇报吗？”

“嗯…他有时显得非常自卑…”两位股长中的一位犹豫了一会儿，说道。

“谁自卑？高福海自卑？你别跟我开玩笑了！”

“…他有时甚至很恍惚…”另一位股长立即补充道。

“你们到底在说谁呢？”

“他的情绪常常波动得很厉害，会不断地怀疑自己刚做出的决定…并怀疑自己身边所有的人…怀疑他们…”

“他怀疑别人什么？”

“他老在怀疑别人瞧不起他…”

“他怀疑冈古拉的人瞧不起他？”

“他有时显得特别冲动。比如昨天晚上的事，就很有典型性，一分钟前跟那些退伍军人代表谈得还好好的，突然间就拍着桌子，下令拘禁那两位北京来的护送干部。当时我们全都傻了。这可是两个现役军人。正经戴着领章帽徽的团职军官。而且是北京总部大机关的人。”

“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啥事？”我问。

“退伍军人们希望在丫儿塔安两部能直接拨外线的电话机。高场长非常恼火，说他们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。因为按规定，只有县团级的领导干部才能享受这个待遇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