白牙地耍弄了我们的弟弟？姐姐们暗想，便留下一人在门外继续守住在房内偷偷饮泣的小弟，另一人便匆匆往学堂赶去。

六渎镇学堂紧邻文庙。文庙里不种桅子花白兰花。文庙里只长千年古柏。所以显得特别静穆。

校长单身在学堂里住着。老柏树下那两间孤零零的平房，就是他的宿舍、他不在。房门上挂着锁。教务长和督学倒是在，但他们两位好像都有什么难言之隐，吞吞吐吐地只是在敷衍这位做姐姐的小女子。第二天，瘦弱的小弟仍不肯出房门。学堂里却来人把爸爸叫去了。爸爸是坐邮政局自备的尖头艇走的。在六渎镇、门前屋后都是水。小艇是最不能离身的行走工具。到中午时分，小艇回来了，爸爸却没有回来。问艇上的人。艇上的人讲，局长到文庙去了。姐姐中的一位忙划起小艇，赶到文庙。庙祝告诉说、他已经走了有一根烟的工夫了。姐姐问，他在这儿做啥？庙祝告诉说，他只是发呆。哭泣。

他说啥了没有？

没有。

姐姐找到爸爸，已是傍晚时分。他坐在早已废弃了的南码头上，面对着波波作响的湖面和哗哗摇曳的芦苇，默默哭泣。

那位校长带小弟到上海去参赛，没住在赛务组指定的某所中学宿舍里。校长带十四岁的小弟到旅馆里开了个房间。他们睡在一张床上。做了某种事。让旅馆的茶房看见了。应该说，先是听到了，听到了弟弟痛苦、惊惧的叫声，后来又特地绕到后窗外去看。看得很清楚。于是传开。就有更多的人知道了这件事。据说上一次这位四十来岁的单身校长带小弟到苏州去参赛，也是去外头开的旅馆。因为没有人听壁脚，就没发觉。

校长已经被镇公所派来的治安员带走。

同时上头（包括那些宿老）决定，取消小弟去上海参加复赛的资格，自然也取消了所谓去法国留学的允诺。更让姐姐们想不通的是，所有的人都像躲一个麻疯病人似地躲着小弟。连新来的校长竟然也多次暗示家里，最好让小弟转学，或者暂且休学一个阶段。两位姐姐气愤填膺，弟弟是受害者，年幼无知的他何罪之有？她两不顾涕泪交加的老父亲（或老祖父）一再恳求和劝阻，轮番地去找新校长、校董会、行署、县督学，甚至找到孔教会，最后一直冲进李老李鼎元先生家。为此，大姐许同兰几乎说得嗓子眼里都哈出了血，却依然没有用。那些功成名就的前辈们没有一个不是很客气地给两位姐姐让座。沏茶。没有一个不是关心备至地询问小弟的近况。他们一致认为小弟是无辜的。但是，一到正式的公开的场合，却没有一个站出来为小弟说一句公道话。谁也不想跟这么一个“身心都已然不干净了的”孩子沾边。倒是学校方面催促小弟转学，一天比一天显得急切直露和更没有商量的余地。为了学校的声誉，他们说他们不得不如此。

父亲的左半身在一阵突发性的痉挛后，悄悄地麻痹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