倒是那位检查组组长扫了自己身边的那几位一眼，泰然地笑了笑道：“是啊，都挤一边干吗？我这边又不发糖。散开散开。”

于是有人拿起自己的茶杯和记事本钢笔，坐到了我这边来。于是气氛顿时松缓活泛了许多。点烟的点烟。沏茶的沏茶。有了动静。但低哑的笑声里却依然渗透着弥漫着笼罩着某种不自然。

当天的汇报会，就在这样怪异的气氛中，一直开到晚上十点四十分。整整开了六个小时左右。

大食堂把已经热了好几次的晚饭送到小会议室里，已是十一点差十分。

我说我胃不舒服，不想吃，想早点休息，便拿起笔记本和那个厚厚的卷宗，头都不回地走了。小会议室里的气氛刚刚由于“包子”和“麦牺粥”变得祥和活跃起来，我这一走，又突然寂静了尴尬了，继而又忿忿了。我知道我不应该走的。我知道无论怎么样，我都应该留下来陪他们一起吃完这顿饭再走。我知道我这样“感情用事”丝毫无补于问题的解决，而只会加重其严重程度。但我还是忍不住要走。在这六个小时中，除了一开始的那三十分钟因为要听我汇报，必须让我来讲以外，后来的五个多小时几乎再没容我讲一句话。我几次用眼神暗示那位主持会议的“副专员”希望能容我对某些关键性问题，作一些必要的解释。但这位老练而又年轻的“副专员”却只当没看见。

我离开上海前，政法委和上海局的首长都召见了我，就如何处理“谭案”给了一个总方针，那就是既要从快，又要慎重。强调了要在慎重的基础上从快。要通过处理谭案，不仅要给新解放区各阶层人民一个震动、一个振奋和一个教育，还要切实有利于团结新区的最大多数，孤立和打击最少数。有利于巩固稳定和发展那里的新局面。我觉得我在通海期间是努力贯彻这个方针的。是衷心拥护这个方针的。我作为受命来全权处理此案的人，在没有被褫夺这个处理权以前，应该有权决定我自己的工作方法（比如多次找当事人或相关人员单独谈话），有权决定相应的工作进度和工作侧重点。即便工作过程中出现了几分偏差和迟缓，绝非有意对抗，更非阴谋破坏。况且，谭宗三的问题，的确有它的特殊性。他任伪县长时间不长。即便在职，也没被当心腹使用。对此他是不满的，痛苦的。他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有一定的认识。一九四七年盛暑，昆明发生国民党特务枪杀民主人士李闻二教授事件后，他在盛桥和通海的一些公开场合，多次慷慨陈词，提请有关方面应广开言路，深纳民意，以求政清人和。他一度甚至还筹划着要在县政府院子里立一个闻一多的塑像，受到过伪省府和南京最高方面的严厉训斥和追查。

慎重对待一个，就能团结和瓦解一片，其威力可能比动用一个师一个军的兵力还要大。这方面的经验，我们不是曾多次传达推广过吗？

为什么到我这儿就不能这么做、做了就好像犯了大罪一般？

我没直接回房间。我不想回房间。我直接走向海堤。我听堤外的大海匐匐作响。漆黑一片的海面上什么也看不见。我只能感受到大海发起冲击时引发的震撼。颤动。

不一会儿，我觉得身后有人走了过来。

“不吃饭，观海景，好雅兴。”是那个年轻的“副专员”

“…”我没有回答。我也不想回答。我怕我一张嘴，就会跟他“顶”撞起来，而上海局有关领导的指示十分明确，不许我跟他顶牛。

“走。上我那儿坐一会儿。”他发出邀请。

“太晚了吧。要处分，也等明天吧。”

“谁要处分你？你这情绪不对。”

“我知道我不对。”